童言无忌-Tabooless Babble: 中共红军和黑社会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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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被"捐款"和"交保护费"被现在的黑社会学去了？
(2011-05-12 03:19:31)

内容提要：

"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不搞平均摊派。"

"各个商户完成筹款任务，红军发给一张凭证，写着"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个大字。"

红军筹款是通过商会进行募捐的。一般商家只捐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多数的工商业者乐于接受。负责筹款工作的毛泽覃提议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筹款。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不搞平均摊派。捐款者张榜公布，以示表彰。当地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发动商户自愿捐助。4月下旬，各业商户派代表集中在打锡巷商会开会，商量支援红军的筹款事宜。这次会议，推选"百川"银庄经理高鸿勋(又名开国，高捷成的宗叔)为临时商会会长，绸布业代表王汇溪、百货业代表林春光、柴炭业代表卢某以及欧阳铭等负责经办筹措军款。由商会进行评议，订出各途(行业)商户应该捐助的数额，即由各途公会指派专人收集，每日将收交款项集中到临时商会点缴。筹款人员上街，都持有红军发给的证件，确保其人身安全。

各个商户完成筹款任务，红军发给一张凭证，写着"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个大字，只要把这张凭证贴在店门口，红军加于保护。各户商家陆续缴款，商会点的人手显得不够用，会长高鸿勋特抽调"百川"银庄店员前来协助点验银元。高捷成也参与其中,他公开积极为红军筹款，帮助红军操持财务，成了红军筹款料理财务的主要骨干。

摘自"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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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原文：

芗江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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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日期：2004-9-20 9:35:52

      第三章  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

      一、江口会议和中央红军东征
      （一）江口会议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把持党中央，第三次重新提出实现"革命在一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而反对毛泽东等主张的大力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攻坚占领中心城市上，以"右倾退却逃跑主义"的罪名非难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的"一大"上，由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曾严厉指责毛泽东过去的一套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是狭隘的"经验化论"、 "农民的落后意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撤销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1930年底开始在党内开展了所谓的肃反，大批优秀的干部被当作"右倾分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被当作"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分子而惨遭杀害。1931年11 月，免去毛泽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他到距离瑞金县城10公里的东华山休养，并于1932年1月10日发出《训令》，调集各路红军于2月4日围攻有坚固设防的赣州城。
      中央红军强攻赣州城历时33天，红军伤亡2400多人，主攻部队红三军团几乎损失一个主力师。惨重的代价，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不得不下令撤退，3月7日，攻城部队撤离赣州，退到赣县江口、长洛一带集结。

      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在江口塘村窝上曾屋，即中革军委驻地召开，讨论撤军赣州后的红军去向问题。苏区中央局成员和各军团负责人王稼祥、顾作霖、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袁国平、肖劲光、董振堂、赵博生、何长工、左权、邓发等陆续到会。当毛泽东由项英陪同从瑞金东华山赶来时，会议已开过两天了。
      撤兵赣州后，红军去向问题，毛泽东曾结合局势作过精辟分析，却遭到许多人反对。江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向北发展的主张，即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赣东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逐渐与赣东北根据地联成一片。
      江口会议最后拒绝了毛泽东等的意见，而执行王明错误的主张，并作出军事行动部署：先撤出赣州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赣州、吉安、抚州、樟树，"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根据会议决定，重编一、三、五军团。
      （二）红军东征入闽

      3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的训令》，并决定：以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中路军整编完毕，从赣县长洛一带出发，悄悄地向赣江东岸沿江而下。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江西岸活动，仍继续执行以夺取赣江两岸中心城市为主要任务。
      几天后，红军得知粤军派出余汉谋等部15个团，桂军派出廖磊部6个团，一同进入江西，接防赣州，并防守赣南、粤北地区；在福建方面，粤军黄任寰、张瑞贵、李扬敬等部准备由粤向闽西苏区逼进，企图深入闽西苏区腹地，完成其"五省联防"的计划。保卫闽西苏区已是逼在眼前的任务。毛泽东找到林彪、聂荣臻反复说明红军入闽的意义。
      林彪、聂荣臻和一军团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是跟毛泽东征战多年的战将，他们对毛泽东的卓识远见和军事谋略十分敬佩，他们都看到这样的事实，即红军执行了毛泽东创造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弱小的红军才逐步壮大。因此，他们都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3月21日，林彪、聂荣臻致电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电文称"……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在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况下，更应照毛主席意见办。三军团暂在信丰、三南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多方情况之变化。五军团应即随一军团到赣江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
      接到电报，周恩来立即召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把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东征入闽，行动由毛泽东随军指挥。
      二、东路军攻克漳州
      （一）龙岩克敌

      这次入闽，中央局给的任务是，打出外线向宁（化）、清（流）、归（化）方向发展，筹得款子，补充兵力。3月底，毛泽东随军入闽，深入了解闽西南的革命形势。认为，红军东征必须打出外线，直下漳泉，方能求得主动。毛泽东的想法是有根据的。首先，日军进迫厦门，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红军直下漳泉，可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时震慑日本帝国主义。其次，"闽南王"张贞大搞"航空救国"，趁机向老百姓摊派飞机捐，中饱私囊。人们怨声载道。其三，张贞自夸是蒋介石的嫡系，其实张贞的部队是民军收编来的，既未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与主力红军打过仗，没什么战斗力，其内部派系林立，各拉各势力，对张贞貌合神离，他属下主要两个作战旅，旅长杨逢年与王祖清，明争暗斗。其部属嫖娼赌博，掠劫民财，所以人称四十九师为"飞鸡兵"、"豆腐军"。其四，张贞打着"剿共"的旗号，向蒋介石讨了很多军火，两个主力旅都是崭新的武器装备，还有6架飞机，武装配备齐全，这对于红军筹集军需是有利的。其五，闽南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若要筹款，这一带比闽西有利得多。同时也有利于发展根据地，扩大政治影响。据此，红军在福建省委机关驻地汀州召开东征漳州决策会议。会议作出 "直下漳州"的决策后，毛泽东一面指示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先向北开进以迷惑敌人，一面致电周恩来："……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毛泽东致周恩来电——对一、五军团和七师行动的意见》
       1932.3.30）
          东路军"直下漳泉"的计划，很快得到周恩来批准。为了支持毛泽东的行动计划，周恩来从瑞金赶到汀州来，为攻打漳州，做必要的后路和侧翼安全保障。
      周恩来来到汀州同时把红五军团从信丰一带调过来，保障红军南下后路。4月3日，红一军团两个军9000多人马。从汀州南下，7日抵白砂。毛泽东也在7日从上杭赶到白砂与林彪、聂荣臻会晤。红军直下漳泉，必须先取龙岩，而取龙岩必先克大池。
      4月8日，大军抵达龙岩大池。红军行动极为隐秘，其时杨逢年接到前线消息，赤卫队进攻大池，攻势由弱到强。杨逢年以为是"土共"骚扰，不以为然。大池遂为红军及赤卫队所占领。敌民团退至小池与第二补充营叶杨榆部会合。9日红军在大池休息集结，林彪立即派出小分队侦察龙岩敌情。毛泽东和东路军首长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乱敌耳目"，以调动和麻痹敌人。东路军大池之战后，毛泽东等采取"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宿营，不去小池"，终于达到击敌不备的目的（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
      1952.7版），取得东征漳州首战的胜利。
      根据情况，总部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大池地方赤卫队佯攻小池守敌，造成"土共骚扰"之势迷惑敌人，以第十五军主力攻龙门后迅速向龙岩西门进击。由第四军迂回铜钵，然后直下龙岩城。

      红军在龙岩外围考塘激战中，消灭敌人二九一团后，一鼓作气，乘胜分兵两路进攻龙岩城。一路由龙岩正面进攻西门；一路弯道铜钵，从背面攻入北门。防守龙岩城的敌独立团系新兵，缺乏战斗力，一经红军冲击，自行溃逃，大部被歼。龙岩之战，红军消灭两个团的白军，俘虏685名，缴获无线电台一架、炮两门、机枪10 挺、步枪925支、子弹72400发、手榴弹70枚及军用物资无数。敌独立团团长张性白受伤，教导团团长阮宝洪、补充营营长韩柳添失踪，连、营长被击毙 10余人。红军伤亡259人(亡70人)。
          （二）天宝山决战

      龙岩失守，"闽南王"张贞大为震惊，急忙调遣146旅王祖清部两个团，连夜赶到南靖的金山、和溪一线，抵御追迫的红军，同时，在南靖、浦南一线，迅速布置防御阵地，妄图以天宝山为主战场，与共军决一死战！作出部署：以天宝山之榕仔岭、风霜岭、十二岭作为决战地带，左翼的笔架山、榕仔岭阵地，由杨逢年旅之二八九、二九0两个团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靖城；右翼的十二岭、风霜岭阵地由王祖清之二九三、二九四两个团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天宝镇。另以二九二团的一个营置于乌石山附近，配合陈国辉部警戒华安、浦南一线。师部则控制一些直属部队，驻漳州指挥。
      天宝山为漳州城的西北屏障，自榕仔岭、沿风霜岭至十二岭，南北走势，横卧于漳龙公路上，是龙岩入漳州的最后一道要隘；北面是天险五峰山，是十二岭的制高点。而五峰山易守难攻，西面尽是悬崖峭壁，最高点的山峰直插云霄，尤如哨兵守卫着漳州城的西大门。张贞投入兵力共9000多人，杨、王两旅分别踞守在左右翼，两翼均筑有防御工事，并在茶铺设火炮阵地。企图踞险顽抗，尤以榕仔岭及宝林一带为甚，早在半年以前，张贞妄图永当"闽南王"，派出工兵连和强征的 600多个民工，构筑了所谓特级防御军事设施，众多的碉堡、炮台、机枪座、板墙和战壕。单宝林桥东岸两侧竹林里就有炮台4处、机枪座8所。张贞把杨旅置于比较安全的左翼阵地。把战斗力较弱的王祖清置比较危险的右翼阵地。

      时敌军张贞派飞机从漳州到龙岩侦察红军的行动。由于红军严密封锁消息，隐秘进军，神速到达金山、龙山一带，张贞派的飞机经龙山往龙岩方向侦察，还不知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龙山。

      16日，毛泽东在马山召开有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人参加的军事会议，毛泽东听了敌情侦察汇报后，讨论决定，先牵制敌人左翼，集中兵力吃掉其右翼弱敌，然后迂回靖城，包围杨旅，全歼守敌。林彪、聂荣臻同意毛泽东意见。由红四军抢渡宝林桥上游的永丰溪，直插南坪、内洞，担任主攻任务；以红十五军在宝林桥西岸溪口、宝林村的大岭头和山城雁塔村的跳仔头对敌实行佯攻，然后分围夹攻；以红三军作为预备队。

      原定进攻时间是4月17日。可是，天降暴雨，山洪暴发，九龙江各支流洪水陡涨，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红四军前进的道路。此时，部队已进抵永丰溪西岸。随红四军行动的罗荣桓命令抢渡永丰溪！先头部队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副团长陈冬生探知河对岸没有敌军守备，于是命令部队立即徒涉过河，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带着两个步兵连和团部刚刚过河，突然山洪暴发，把该团隔成两半。因距敌不远，时间紧迫，刘忠吩咐战士解下绑腿，连接起来拧成一股绳，让会游水战士、民工、游击队员组织起来，跳下水，一人带一人，在激流中攀着绳索，互相牵拉着渡过奔腾咆哮的永丰溪。
          红四军抢渡了宝林桥上游的永丰溪，直插南坪、内洞；红十五军在宝林桥西岸溪口、宝林村的大岭头和山城雁塔村的跳仔头对敌进行佯攻。

      红四军4个师，除第12师驻守在龙岩、上杭一线保障后方外，将近5000人马，已经悄悄集结在天宝大山的脚下，翘首东望，天宝大山果然险峻! 峰峰矗立，岭岭相连，通往天宝镇的山路两壁，最高3座陡峰，形成鼎足之势。绵亘的大山，状如卧龙，隔阻东西的通道，诚为漳州西北天然屏障。

      18日傍晚，毛泽东抵达风霜岭西北麓的南坪村的墓顶山，东路军前沿指挥部就设在此。由于连日奔波，思索对策，毛泽东已极疲倦，一到目的地就躺下睡着了。待到阵地枪响了，他醒过来，从枪声中辨别战斗进展情况。待枪声密集地响起来后，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的同志向墓顶山后面的寨前山去，登上了寨前山的山峰。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毛泽东简单扼要地询问了战斗情况，便与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首长一起到战斗前沿，观察地形。红军阵地前横跨南靖、华安、龙溪三县交界的天宝大山，群峰耸立、山峦起伏、地势险要。左有五峰山、十二岭、风霜岭、右有榕仔岭、九龙江，易守难攻。毛泽东面前的风霜岭、十二岭是敌军的中心阵地，也是红军预定攻打漳州的突破口，眼下红军进攻十二岭突出部石鼓仑险地的敌军，正恃有利地形和精良武器，凭借地势险要的明碉暗堡，进行着疯狂反击。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的部队，从南坪的下笼山、尖山两个山仑沿山脚向十二岭发起数次强攻，都因地形处于劣势，未能攻克，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毛泽东见左侧后可直接威胁十二岭的五峰山毫无动静，一下子就看出了敌人兵力布置的弱处，随即指示红一军团首长务必在破晓前攻占五峰山。主攻十二岭的红十一师马上组织抢占五峰山。

      红十一师遵照毛泽东和军团首长的指示，命令主攻部队精干的红三十一团，在团长吴臬成和政委宋成泉率领下，利用漆黑夜幕作掩护，由当地熟悉地形的农民当向导，从内洞村左侧的乌坑出发，经桐仔寮和杨梅树下的自然村，绕过敌人防线攀登悬崖，翻越山峰，盘绕涧道，神不知鬼不觉通过石杆尖山腰，象神兵一样抢占制高点──五峰山的二尖山，在守敌阵地的后侧隐蔽起来。

      负责正面主攻的红十一师师长周昆，命令红三十二团政委杨成武，红三十三团政委刘忠负责率领部队主攻，并规定整个师一定要在三十一团先打响后才能发起攻击。红三十三团已在半夜的一点钟，向天宝山敌人前沿阵地隐蔽前进。拂晓前3点半，红三十三团的一连、二连和重机枪连，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到了距敌人一百多米的山岩下隐蔽起来，陈冬生副团长布置好了兵力、火力，刘忠政委蹲在机枪连的位置凝视敌方，此时，天还没亮，整个战场死一样寂静。

      19日拂晓，五峰山上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长空。此时，五峰山的红军三十一团指战员，以稠密的火力俯攻十二岭，守敌没想到红军"从天而降"，出现在背后绝壁上。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一旦抢占五峰山制高点，十二岭守敌就犹如瓮中之鳖，顿失战斗力。同时担任正面主攻的红十一师也发出信号，红三十三团重轻机枪一齐开火。向敌阵地发起冲锋，战士们冲进敌人阵地，同敌人拼刺刀，敌人死伤过半。红三十三团很快抢占敌人第一个阵地，红三十二团由政委杨成武率领向敌纵深插入。

      十二岭守敌王祖清旅二九三团，以机枪连做第一防线，以火炮队断后，企图固守阵地。双方在岭头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争夺战。红十三师增援部队很快攀上十二岭增加火力，敌二九三团机枪、火炮失去作用。红三十一团战士如猛虎从五峰山上压向敌人阵地，象赶鸭一样，把敌人压到山下缴枪。敌二九三团伤亡惨重，敌团长陈启芳毙命山头。

      守在风霜岭的敌二九四团，原是一支土匪部队，个个贪生怕死。团长林青龙一见二九三团被歼灭，不等红军冲上来，就丢下阵地往天宝镇方向溃退。敌旅长王祖清见山头失守，愈加胆颤心寒，拼命向杨逢年旅呼救，杨心怀鬼胎，口头答应，却按兵不动，坐视王旅独力支撑。

      王祖清气得咬牙切齿，当红军从天宝大山冲下来的时候，他也不向杨逢年通报情况，便带着小老婆爬上汽车逃离天宝镇。19日早上天宝山枪声密集，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眼看大势不妙，使出他浑身解数，想了一个绝招，派人打电话令旅部军需副官柯孪声，赶快到银行提款40万元，到前线战地发银饷，想以此调动士兵的战斗力，抵挡红军。

      取出这40万元军饷，其中，有银元10万元，钞票30万元，装上汽车直向靖城旅部。没想到车刚离漳州城不远，就看到从前线败下来的士兵。负责押解的柯孪声和勤务兵李运通惊慌失措，30万元钞票倒好办，那10万元银元搬也搬不动，情急之下，用麻袋装好银元，藏到路边深沟。30万元钞票包好由李运通背往厦门去，汽车只好掀翻在路边。

      坐守靖城的杨逢年旅还不知右翼阵地十二岭、风霜岭已经全丢失，迟迟才打发一个营增援天宝山，走到半路，被红军包围缴械了。几个跑得快的逃回靖城向杨逢年报告。

      杨逢年慌忙命令榕仔岭、宝林阵地两团马上撤援靖城。二八九团陈荣部、二九0团黄克绳部刚刚撤出前沿阵地，就陷入红十五军和红三军的第七师重围中。两团敌军经不住红军的包围和夹击，纷纷四处溃散，一部分残敌跳进九龙江想泅水逃生，被暴涨的芗江洪水淹死在江中。

      南靖宝林一线增援靖城之敌被红十五军和红三军夹击后，靖城守敌孤立无援了。红十五军即向靖城进攻。顷刻，靖城炮声隆隆、硝烟滚滚，守敌一片混乱。这时杨逢年为了活命，脱下军装，剃掉"仁丹"胡子，化装泅水过河，逃到漳州，带着几个残兵向张贞请罪了，演了一出"弃袍割须""负荆请罪"的丑剧。

      红十五军攻占靖城，红一军团向天宝镇发起攻击。经过几十分钟的猛烈战斗，天宝镇守敌在红军包围下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只好缴械投降，一四六旅的副旅长魏振南当场被俘，向漳州方向逃窜的残敌也被红军合围歼之。

      此时，坐镇漳州城的张贞正带着特务营和增援部队赶往前线督战。红三十三团进占天宝镇后，就立刻向通往漳州公路警戒，部队刚出天宝镇，就见漳州的敌人大队人马，几辆汽车为前导，正向天宝镇开来。三十三团迅速沿香蕉园隐蔽前进，在敌人侧翼一顿猛打，刘忠令二连长率一个排沿香蕉园隐蔽，绕道插到敌后，向茶铺敌人侧后攻击。敌人增援部队退守茶铺，因怕后路被红军切断，慌忙抛弃炮兵阵地向漳州逃退。张贞仓皇逃回漳州，即命令坐镇漳州的参谋长肖樾撤退。紧接着命令副官王祥把军火弹药仓库烧掉。
      天宝山一仗，红军歼灭了张贞的主力，吓坏了驻守浦南陈国辉部，急忙率部逃往同安。张贞一路逃回漳州后，连夜率残兵逃向诏安老窝，另一路逃同安、安溪，漳州成了一座空城。

      漳州战役，张贞两个旅基本被歼，红军取得辉煌战果，计毙敌二九三团团长陈启芳，俘敌一四六旅副旅长魏振南、二九二团副团长谢玉成等官兵 1674人，缴获步枪2331支，机枪9挺，山炮2门，迫击炮2门，平射炮2门，步枪子弹13.32万枚，各种炮弹4642发，炸弹242枚，飞机2架(其中：一架已毁坏，一架运到中央苏区)电话10部。

      4月20日上午8点多，红军成四路纵队，由天宝沿公路，进入漳州城，红四军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率红十师，先头部队三十二团由杨成武率领，三十三团由刘忠率领走在队伍最前头，各团由司号员集中作为前导，军号齐奏、红旗飘扬、步伐整齐，高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壮地走在漳州大街。毛泽东穿着一件大褂，头戴凉盔帽头，骑着一匹白马，与战士们一起行进漳州。进城后，东路军司令部驻漳州原寻源中学校内。毛泽东就住在芝山南麓的红楼(原是寻源中学的主理楼)。邓子恢和蔡协民赶到漳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漳州南北乡和漳浦一带农民运动的情况后，毛泽东说："这次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这个城市。你们要有工作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当前的革命重心仍然在农村!"

      张贞部队撤离漳州前做了很多反动舆论宣传，使群众惧怕红军。然红军以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树立好的形象。部队不进城区，城外的部队没有师部的证明不得进城；进城的部队，夜间都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不许骚扰百姓；白天以班排为单位活动。部队还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教育，对每个战士的行动做一次检查。但漳州百姓人心依然惶惑，店铺的门关着，老百姓从门缝里偷偷窥视红军行动。可是人们看到的竟是这样一种新奇的现象：城路口和各机关、学校门口都派了持枪守卫的红军士兵，街道上除了宣传队、巡逻队和调查敌产的工作队员外，很少看到军人。于是，漳州人民眉头舒展了，关闭的门打开了。此后，一首颇带禅机的民谣风行全城："时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张贞的四十九师，盘踞漳州49个月，4月19日天宝大山之战，使49岁的"闽南王"输光了老本。

      红军攻克漳州，不仅使福州、厦门国民党地方当局惶恐不安，而且震动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迭电催促"赣闽粤三省剿匪总司令何应钦速赴赣就职，对三省剿赤军事作出具体部署。"厦门海军司令林国赓借口红军要炸毁建在嵩屿的美孚公司汽油库，放油入海，火攻厦门，请求美、英、日帝国主义对厦门实行国际武装保护。鼓浪屿的日军，趁机把炮舰开入厦门港，卸下炮衣，对着漳州、嵩屿虎视眈眈。粤军第三军李扬敬部也分兵三路，进入武平、上杭、永定，向龙岩、长汀、平和推进，妄图切断东路军的退路。

      敌人的动向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4月21日，红军进驻漳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芝山红楼召开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检查战区情况，总结漳州战役，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部署主要内容：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重点搜查反动党政机关、旅馆和地主豪绅住宅；向群众宣传，分谷子给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军事上随时打击入闽之粤敌。会上毛泽东还强调了红军纪律：不许打破东西，不准拿非公用物品。还指出，除军阀兼地主或资本家的财产没收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采取自愿捐助的政策。会议对东路军的驻地进行部署，并宣布进城的纪律。
      4月22日下午，红三军、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总部开会，进一步部署第二次行动。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计划》的报告，分析东征漳州的意义，总结前一段战果，毛泽东会上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否打胜仗。叫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来几百里路，一下子打到这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简直成了'天兵天将'罗!"
      （杨成武《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载福建日报1992.4.19
      第五版）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团结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漳州开会的同时，红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也开了同样内容的会议。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和书记蔡协民也参加会议。
      会后红军实行第二次行动计划，在漳州附近地区短距离分兵，进行宣传发动和筹款、扩大红军工作，"创造赤色游击队区域"，帮助闽南苏区的发展，红军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即做好撤离的思想准备，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散发公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三）完成宣传筹款扩军任务
          打进漳州后，东路军各部按第二次行动计划向漳州各县短距离分兵，深入各地发动群众，进行宣传、筹款和扩大红军任务。
      东路军各部分兵五路，一到驻地，就到群众中去宣传，讲消灭张贞的道理；讲打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分田分地，使穷人翻身解放；讲抗日，开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打土豪、分浮财，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赢得越来越多群众的支持。
      在筹款工作中，由于有的部队对党的华侨政策和民族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又听不懂闽南话，一些战士看到穿西装、戴礼帽、拿文明棍的人，都当作 "土豪"给抓起来，没收了一些商店的财物，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拉到街上去拷打。一使人心慌乱，市民不满，各种谣言在大街小巷悄悄传开。在漳浦筹款时，有的部队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的很乱。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聂荣臻政委听到汇报，感到问题严重性，就颇为生气地教育部队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不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群众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还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
        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把漳州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聂荣臻回忆录》 1983.3.15
      ）罗荣桓把各军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长和群工部长都叫到军团政治部驻地开会。讲清道理，宣布纪律。随后加强对部队的教育，以杜绝只顾筹款不讲政策的倾向。

      毛泽东发现筹款中违反政策情况后，就在他住所门前的草坪上(原寻源中学的主理楼，即今市政府大院的红楼)，召集了红四军连以上的干部会。 20～30人席地而座，毛泽东对他们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是华侨，你们也把他当作土豪打了。""你们为什么搞错了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听不懂本地话，越是听不懂，就越要调查研究嘛!你们回去，好好清查一下，抓错了的，赶快放，向他们赔礼道歉。该赔偿的就赔吧!"
       （《杨成武同志谈红军东征攻克漳州》
      1982.5.12）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清查。红三十二团抓的100多人，经审查只有5～6个是土豪，其他人都不是。团政委杨成武亲自向他们赔礼道歉，请他们吃一顿饭后立即释放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在漳州开设一家胶鞋店，该店经理因听信国民党的谣言，早逃跑掉了。负责筹款的人员没有办法，只好采取强硬措施，把鞋店打开，将店里的胶鞋搬出来抵捐款，按当时市价折算，取到捐款数额为止。红军战士每人发两双胶鞋，有的战士舍不得穿在脚上，还放在包里。为此，1939年，陈嘉庚应邀到延安访问参观，毛泽东亲自接见他，还为当年取走他漳州店里胶鞋的事，主动向陈嘉庚道歉。陈嘉庚连声说："您太客气了，红军做得对，这个经理太糊涂了，红军应该这样做。"这是后话。时中山西路(今新华西路)有户华侨李某，也被错当土豪，捉走他家17头猪，还搬走80 条毯子。红军领导得知后，立即赶去阻止，把原物送回，并当面表示道歉。
      红军筹款是通过商会进行募捐的。一般商家只捐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多数的工商业者乐于接受。负责筹款工作的毛泽覃提议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筹款。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不搞平均摊派。捐款者张榜公布，以示表彰。当地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发动商户自愿捐助。4月下旬，各业商户派代表集中在打锡巷商会开会，商量支援红军的筹款事宜。这次会议，推选"百川"银庄经理高鸿勋(又名开国，高捷成的宗叔)为临时商会会长，绸布业代表王汇溪、百货业代表林春光、柴炭业代表卢某以及欧阳铭等负责经办筹措军款。由商会进行评议，订出各途(行业)商户应该捐助的数额，即由各途公会指派专人收集，每日将收交款项集中到临时商会点缴。筹款人员上街，都持有红军发给的证件，确保其人身安全。
      各个商户完成筹款任务，红军发给一张凭证，写着"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个大字，只要把这张凭证贴在店门口，红军加于保护。各户商家陆续缴款，商会点的人手显得不够用，会长高鸿勋特抽调"百川"银庄店员前来协助点验银元。高捷成也参与其中,他公开积极为红军筹款，帮助红军操持财务，成了红军筹款料理财务的主要骨干。在红军进漳以前，高捷成在"百川"银庄当出纳，通过堂兄高渭南认识了王占春，了解到漳州郊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程溪暴动和厦门武装劫狱的胜利鼓舞下，使高捷成满腔热血，意识到要推翻这个吃人的旧世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

      有可能。因此，他多次到南乡游击队的驻地，看到游击队没有经费，武器弹药短缺、伤员缺医少药，心中着急。有一次，他冒着被钱庄开除、坐牢的危险，大胆挪用了一千银元，偷偷送往游击队，帮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年复一年，没两三年功夫，一共从钱庄挪用2万多光元。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供给困难，使游击队得到扩大和发展。
         扩大红军队伍是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的三大任务之一。当时漳属各党组织紧密配合，积极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中央红军进漳前夕，闽南地方党组织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红军攻克漳州，协助红军完成各项任务，就把工作重心转向漳州。闽南党组织号召城市进步工人、青年到漳州当红军。为密切配合红军深入开展扩军工作，地方党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扩军。红军也以团为单位成立扩大红军委员会，各军政治部在驻地设报名点。红军领导、战士和工农革命委员会同志一道，深入实地，宣传发动，主动做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红军战士组成三人一组，五人一队的宣传小分队，手拿着红旗，写着 "募兵"二大字。在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演讲，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红军还运用标语、绘漫画、印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道理。红军给漳州进步青年深受教育，许多青年因此而聚集起来，要求红军分派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主动参与宣传红军、宣传抗日。通过红军灵活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漳州进步青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形成高潮，出现了"党员带头，夫妻一心，师生一路，兄弟一起"报名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
      党早期经济工作卓越的领导者之一，冀鲁豫边区的金融事业奠基人，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我军会计工作制度的创立者高捷成，在红军驻漳州期间公开为红军办事，帮助红军操持财务，协助筹款。红军离开漳州时他毅然舍下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以及年迈多病的双亲，随红一军团北上。漳州南山寺的和尚，早在 1930年，受到住在南山寺秘密活动的闽南特委书记陶铸的影响，由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活动。这次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南山寺和尚为之振奋。有一天在东路军司令部的芝山红楼，来了个穿袈裟的大和尚，要求见毛泽东。这位大和尚就是南山寺的住持肖达如，他原是个大学生，因不满现实，出家当和尚。他代表南山寺的7 名和尚前来报名参军。红军先安排肖达如、汪慰农、铁轮等7位到瑞金中央苏区参观。参观后，7位和尚毅然脱掉袈裟，穿上军装，拿起枪杆子参加了红军。红军驻漳州短短的49天中，漳州地区应征参加红军就达900多人。聂荣臻说："中央红军在漳州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聂荣臻回忆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83.3.15）
      4月24日，为了推动漳州地区的革命向前发展，决定成立苏维埃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搬运和码头工人、邮差、拉车的、裁缝的、制鞋的、碾米的、制糕饼的和纺织工人代表等100多人。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27岁的王占春被推选为主席。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公园的仰文楼内4月27日发出了第一号布告："此后的闽南，是工农自己的闽南了……。一切工人劳苦群众们，起来!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用革命的铁拳，向我们的敌人作坚决的残酷的斗争，解放我们一切劳苦群众!"
      （《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 1982.7）
      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激发了漳属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会和农会迅速发展。在漳州城区，赤色汽车工会率先建立起来，接着，成立店员、人力车、纺织等各行业工会；在乡村，纷纷组织起赤色农会、农民赤卫队等。
      漳州工人组织的赤色工会，按照工会组织《十大纲领》精神，实行8小时工作制，要求提高工资，建立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漳州城失业工人也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会员多达1000余名。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发动和组织，邓子恢为了组织饼业工会，亲自到城门顶(今台湾路)"震南"饼店发动同业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选出郭三仔为饼业工会委员长，陈庆云为组织委员，连国栋为宣传委员。
      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下，漳州工人组织了支前队伍，协助红军宣传抗日、筹款和扩大红军。"五一"是劳动者神圣的节日，漳州中山公园举行庆祝大会，工农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军民庆祝大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工农大众团结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红军万岁!" 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由王占春主持，东路军政委聂荣臻在大会上讲话：号召闽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敦促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共同抗日。
      聂荣臻政委还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罗明代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讲话：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拥护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政府和军阀、官僚的统治，在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大会上还公审了被红军所俘虏的张贞师一四六旅副旅长魏振南，整个会场群情振奋。大会进行中，红军缴获的飞机低空掠过，红军战士和参加大会的工农群众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震耳雷动，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
      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全国苏维埃总工会李代表和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邀请漳州工人到中央苏区去参观。以汽车工会为主，派出林民生、叶国基、叶清江、谢景清、苏兴生、大猪和皮鞋工人廖昌林、陈荣州、卢汉魁、吴国良等，共19人组成漳州工人参观团。5月12
      日从漳州出发，一路上受到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在龙岩，开大会欢迎参观团，欢迎大会，在大会上参观团也串演一出小戏。

      5月15日，参观团到达长汀，受到当地赤卫队、少先队欢迎。长汀是当时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十分热闹，繁荣兴旺。省总工会主席李运昌带领参观团参观总政治部、省苏维埃政府和一些工厂。在总政治部召开的欢迎晚会上，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接见了参观团。并设宴招待参观团。朱德同志在军机百忙之中，亲自到省总工会俱乐部看望参观团，并作了讲话。5月16日，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代表党团向漳州来的工人代表致欢迎词。罗明、陈荣做了报告，工人代表也上台演讲。

      漳州工人参观团在长汀期间，听了党和红军斗争史的报告。工人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提高了认识，受到了教育。17日参观团到了瑞金。参观后，部分漳州工人代表响应省总工会号召，留在红军大学第四期政治第四连学习。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指导员对漳州的学员关心爱护，如亲爹娘。后来林民生被分配到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叶国基分配在第十一军政治部秘书处任文书兼列宁室主任。
      为了保证党对闽南革命斗争的领导，加强武装斗争，在中央红军的指导下，5月，新的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成立，蔡协民任书记，邓子恢回中央苏区工作。闽南地方游击队也扩军200多人，成立独立大队。泉属安(溪)、南(安)、永(春)工农红军第二支队也在安溪成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5月下旬，闽南游击队5个大队集中在漳浦城郊新厝顶的一座祠堂里进行改编，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中共苏区中央局得知，粤军进逼闽西、蒋介石令十九路军入闽"剿共"的消息后，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围剿"，5月28日，东路军主动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
      三、红军东路军回师后的漳州
      （一）坚持武装反"清剿"
      中央红军回师苏区之后。6月1日，张贞残部立即进行反扑，任命翁猪母（翁必达，下同）为漳浦剿共保安大队长，率部和陈云祥等反动民团，配合张贞四十九师残部共3000多人向靖和浦革命根据地疯狂反扑。6月2日，红三团在象牙村一带击退张贞一个团的进攻，敌人死伤2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多支，并乘胜攻下漳浦城关。红三团没有及时回根据地，而是驻在崎溪寨仔村休整。6月5日，张贞与地方民团翁猪母、陈云祥3000多人包围寨仔村。由于红三团一些领导人麻痹轻敌，结果，敌人抢占制高点，将红三团层层围住，红三团尚未集合队伍即遭敌人的攻击。伤亡达70人，最后被敌人冲散，队伍分散突围，当晚队伍退至小山城。此时的小山城又受敌三面围攻。部队最后决定撤出小山城，迂回至平和三坪上景村休整。敌很快尾随而到。形成对红三团的包围。红三团先敌出击，突至龙溪圩。不想张贞已有一个营守龙溪圩。红三团与强敌交锋，再次受挫。在强敌百前，红三团撤回小山城，退守车本，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6月23日，张贞又纠集一万多兵力进攻车本。在车本战斗中，团长冯翼飞牺牲。面对强敌，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蔡协民指挥红三团突围。至此，以小山城为中心的根据地丢失。
      蔡协民与中心县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曾志带团部和二、三连所剩100多人撤向尪仔石山。一连政委何浚带余部撤往龙岭，尹林平与四连连长余天助、连政委何鸣等带四连经内过溪、粗坑撤往漳州南乡新塘一带。以后四连、五连就在漳州南北乡活动。车本一仗红三团损失过半，只剩300多人。7月中旬，接厦门中心市委的指示，红三团集中队伍分成两队，在漳州南北乡进行游击战争。
      7月下旬，红三团何鸣、王却车率部分队伍在南乡逐步恢复了从漳州南乡经程溪到小山城一线的游击区。一队在漳州北乡，任务一是建立以北乡为中心的游击区，发动群众，打进南靖，向闽西方向发展，并与安溪方面联通。
      革命处于低潮时，国民党便衣队在漳州无恶不作，欺压百姓，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斗争精神，红三团组织一个短枪班在当地的游击队配合下，出其不意地袭击漳州桥南姜园亭国民党便衣队，缴获敌驳壳枪等20多支和部分子弹，漳州城乡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期间，厦门中心市委选派卢胜等一部分军事人才加强红三团。是年9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漳州设立总指挥部，驻两师兵力，张贞四十九师并入十九路军。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红三团兵力很薄弱，要恢复苏区显然做不到。
      国民党十九路军进驻漳州后派侦探、便衣队到游击区，侦察红三团的情况。1932年12月，进攻漳州南乡，在邹塘、洪塘、木棉强迫群众组织守望队，在十九路军的攻击下，漳州中心县委被迫由漳州南乡龙虎庵转移到南靖狮头山，红三团一个连也退出漳州南乡到程溪山区打游击。
      1933年1月，漳州中心县委在漳浦龙岭村召开扩大会，总结了中央红     军离漳后红三团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所谓蔡协民等"右"倾错
      误，调整漳州中心县委。同时，对红三团又进行整编，共3个连，100余         人。（《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类第10、11卷）
      会议决定当前党的工作任务：积极扩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是年春，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翁猪母、许瑞生配合下，对靖和浦游击中心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敌人在这地区周围清乡，烧民房，修筑炮楼，屠杀革命群众，强迫农民组织守望队，禁止日常用品进入游击区，并天天出兵搜山，地主土豪也纷纷反攻倒算。面对敌人的封锁和进攻，红三团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避开敌主力，寻找薄弱之敌予以袭击，不断骚扰敌人，取得一系列胜利。还镇压叛徒、奸细、敌探，从而稳定和鼓舞群众情绪。通过依靠群众取得物资补给，克服困难，保存了武装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逐步使靖和浦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巩固，红三团不断地发展，游击区也扩大，漳州地区革命武装斗争重新出现好的局面。
      红三团内部"肃反"后，8月8日重新整编队伍，整编后的红三团辖第四、六两个连和一个教导队，共142人，有机枪2挺、长短枪130多支，政治上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红军战士的军政素质。
      1933年8月12日，红三团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认真检查过去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行动计划，决定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之后，红三团由团长尹林平率领按计划向平和出击，攻下埔仔圩，收缴土豪财物分给农民。8月18日向小溪进攻。敌企图顽抗，红三团分3路包抄，敌败退。红三团攻占小溪后，没收反动财产，分发给2000多名群众。当晚4时，红三团离开小溪，19日，直取南胜，敌团匪20多人闻风而逃。至此，红三团与驻五寨圩的饶和埔诏工农红军三连会合。20日，两方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两处游击区打成一片的方案，以南胜为后方开展活动，向小溪、五寨游击。
      红三团的一系列胜利和所到之处领导群众开仓分粮，大大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全团作战中无一伤亡，并与饶和埔诏红军沟通了联系，政治影响很大。但红三团忽略游击灵活机动的战术，在南胜停留时间太长，行踪暴露，21日，国民党十九路军以4个连的兵力分3路向红三团包围而来。红三团仓促组织抵抗，以四连为掩护，六连、教导队、一区游击队和饶和浦诏红三连向山上撤退。四连战士英勇顽强与敌激战4小时，毙伤敌50多人，而后，四连且战且退向山上转移。这一仗红三团伤亡5人，失散3人。此战后红三团不在南胜，遂决定与饶和浦诏三连回五寨，22日撤回五区。（《北翼关于漳州红三团行动的报告》 1933.8.25；《厦门市委巡视员老黄关于漳州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11.9
      ）
      红三团回到五区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发挥游击战的灵活机动
      性。为了配合漳州中心县委在五区、中心区实行土地革命，恢复老苏区。8月25日，红三团第四连向南靖雁塔、水头一带推进。几天后，国民党十九路军加强兵力，以两营武装向靖和浦"清剿"，红三团分兵积极出击，利用山高林密路隘等有利地形条件和灵活应变战术，又打下漳浦官浔、南靖粗坑，开辟许多新的游击区域。战斗中，缴获敌人机枪2挺，步枪30多支，子弹3000多发，手榴弹50多枚，有敌班长、士兵4人携武器来投奔红军。经过几次战斗锻炼，红三团战斗力明显加强，战士素质日益提高。
      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李金波团，在翁必达、许瑞生反动民团配合下，以数千兵力向靖和浦根据地大举进攻。红三团先在南靖粗坑抗击失利，队伍受到损失，伤亡二十余人；后转至大坪山，又遭敌重重包围，与敌在大坪山周旋3昼夜，由于地形熟悉，终于分散突围，指战员无一伤亡。红三团突围后，队伍集中于平和欧寨。此间，李金波部节节进攻，先后占据小山城、龙岭、漳州的南乡和北乡，并修筑炮楼，大批屠杀群众。翁必达和许瑞生民团又相继进占白云、南胜、欧寨等乡。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党组织和红三团没有离开群众，而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坚持用各种灵活战术，袭击、骚乱敌人，并清查了奸细和敌探，纯洁队伍。在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战胜敌人的"清剿"。红三团建立的伤兵医院、被服厂和看守所也进一步完善。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开始，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根据反蒋协定，停止向革命根据地进攻，撤出龙岭等。红三团利用这个间隙，在约1万人口的地区，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分田活动。同时，将白区的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广泛地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运动。
      （二）反"蔡协民路线"
      中央红军回师苏区后，漳州地区的武装斗争严重失利主要原因是：首先是敌人的强大，新组建的红三团寡不敌众；其次，小山城为中心的根据地属初建，群众基础还不是很牢固；第三，漳州中心县委和红三团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军事上没有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但是，1932年7月下旬，厦门中心市委召开党团联席会议。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所谓蔡协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作出了给蔡协民、曾志留党察看的处分。
      厦门中心市委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没有正确地分析漳州斗争失败的原因，错误地给蔡协民、曾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做出不公正的党内纪律处理，无形中给坚持在困境中进行武装斗争的红三团带来压力，一场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在漳州党内展开了。8月上旬，厦门中心市委派陈开昌等到漳州，召集军事会议，发动下层同志起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与蔡协民作无情的斗争。（《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8.4）

      陈开昌召集"反蔡路线"的活动分子，集中批判蔡协民的"右倾"，批判中一些同志发言与事实出入较大，蔡协民愤慨不平，为澄清事实，据理力争。并在10月8 日，给厦门中心市委一份报告。厦门中心市委对蔡协民的态度及书面报告极为不满，于10月15日，作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检阅蔡协民和曾志在漳州工作的决议》，决议认定蔡、曾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罗列批判蔡协民会上所提的问题。指出"市委对蔡协民在漳州活动分子会议表现出蔑视态度是不能容许的，认为：蔡、曾二同志对他们的错误没有真实深刻的了解，勇敢诚实的接受"。10月24日，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报告说，"漳州方面，过去经过不正确领导，结果他那边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为此，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召蔡协民到厦门和"他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10月下旬，蔡协民、曾志被召到厦门中心市委检查。中心市委连续召开批判会议，要蔡、曾检查其右倾错误。对于小山城、龙溪圩、车本战斗的失利，实际上，蔡协民作为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红三团军事指挥，已经清楚认识到自己指挥不好，在红三团队伍组建不久，人少枪差,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抱有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死守小山城、车本等根据地,应坚决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作战。这些战斗的失利，蔡协民在各种批斗会上作了认真自我批评，但厦门中心市委对蔡协民的批判却没有对症下药，帮助其总结失败教训，而是影响在党内强加一条"右倾"的蔡协民路线，要坚决的肃清。
      蔡协民、曾志对于厦门中心市委的批判不公正，提出申辩。10月30日，写了《蔡协民、曾志对市委检阅决议的意见书》，陈述申辩对决议的不同意见，尤为对厦门中心市委决议中的"退出小山城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问题，态度明确"认为退出小山城与不分散应敌，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与'逃跑主义'。相反的，是绝对必须的而正确的游击战术"。
      蔡协民的这种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没有得到厦门中心市委的认可，相反，对其处理更重。11月28日，厦门中心市委再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决定撤销蔡协民的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及一切工作，给蔡协民3个月留党察看处分，曾志留党察看1个月。
      由于厦门中心市委写给上海党中央说蔡协民有社党（社会民主党）嫌疑，时中央巡视员决定蔡协民去上海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蔡协民去上海找党中央，曾志不去上海就到福州。蔡到上海后，中央已接到厦门中心市委诬说蔡是"社党"，因当时正在肃"社党"，中央只与蔡联系两次，后决定并指示厦门中心市委和福州中心市委断绝与蔡一切关系，要在蔡所工作过的地方对其进行批判，肃清影响。蔡与中央就联系不上，在旅馆等了两个月，钱都花光了，向熟人借了10元钱，回到福州。当时福州中心市委陶铸不相信蔡是"社会民主党"，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在组织上不能与蔡联系的情况下，蔡协民理智地与在福州的曾志商量，考虑还是回到厦门做工，以实际行动向党表示忠诚。蔡协民到厦门做工，虽吃了许多苦，始终没有离开党。1933年7月，组织上分配他到安溪任中心县委秘书，同年底，又将他调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到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不幸被捕。在狱中，蔡协民遭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5月被敌人杀害于漳州，年仅33岁。
      (三)红三团内部"肃反"
      1933年春，何鸣接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党组织和红三团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队伍，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领导靖和浦革命根据地群众反十九路军"清剿"。
      但由于这一时期敌人对革命根据地残酷"围剿"，加上党内存在"左倾"错误残余，使红三团遭受一些失利。在这艰苦生活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下，红三团一些不坚定分子，面对地主豪绅和团匪的破坏和骚扰，政治上造谣惑众，经济上收买，少数人终于开了小差，个别走上投敌叛变的道路。这时的厦门中心市委一直认为，漳州党组织，从"蔡协民路线"开始，就一贯忽视红军中的"肃社会民主党"工作，指示漳州党组织要"严密的考查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应用苏区的肃反经验来消灭队伍中的社会民主党与ab团。发现社会民主党应采取公开审判的方法，暴露社会民主党的罪恶，根究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打破过去简单秘密的枪毙方法"。（《厦门中心市委给漳州中心县委信》1932.12.31）
      漳州党组织也受"左倾"的影响，开展了内部肃反。
      1933年7月17日，厦门中心市委派巡视员黄会聪和市委团的巡视员方毅（即小陈）到漳州检查布置工作。漳州中心县委在黄会聪的指导下，于7 月18日至 28日召开漳州中心县委扩大会，全面检查县委在政治问题、目前党的任务、组织群众斗争、红军和武装发展等11项内容的工作。会议期间，不少人反映红军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矛盾严重，"排外空气非常紧张"等。因此，黄会聪认为"红军中确有反革命分子"。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一结束，黄会聪又召开特别会议，专门研究红三团的"肃反"问题。黄会聪没有识破敌人的离间计，用敌"剿匪"总司令张冠南给五连连长洪振隆写信的"事实"。故推论"反革命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破坏革命，反革命分子不只连长一人，确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潜伏在红军中。"提出应"将这些分子一网打尽"。（《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关于漳州红三团肃反的报告》，1933.8.14）

      尽管何鸣、高松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黄会聪的一再强调和严肃批评下，最终统一了认识。就这样，会议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把从有嫌疑的洪振隆起，一直推及与之有关系的上至副团长王奕修（即王占春的堂兄王却车），下至普通战士等一大批人都列为怀疑对象，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厦门市委巡视员老黄关于漳州中心县委工作的报告》，1933.11.9）一场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肃社会民主党"斗争，迅速在红三团拉开帷幕。
      经过布置，8月4日，以红三团议事名义，将王奕修调至程溪上坪，并同时将其部属扣留看管起来。接着，红三团部与党总支在中心县委主持下，召开有巡视员黄会聪、方毅和红三团各连代表参加的审判会。副团长王奕修被当场缴械后不服愤然拔刀自刎。而审判者则认定王是畏罪自杀；加上洪振隆在从医院解往团部审判途中逃跑，因此，审判会后即将与王奕修案有关的五连副连长候德，军需黄盛、班长李大笨，战士陈烟枝、黄牛焕、杨清根等6人处决。8月8日，以红三团政治部发布了《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为破获王奕修、洪振隆搞反革命阴谋告闽南工农劳苦群众书》，一时间，红三团干部、战士及根据地部分群众，人心恐慌，人人自危。敌人又借此机挑拨离间，造谣惑众，以分裂红军队伍，说"本地人被外地人杀光了"，"外地干部杀本地干部"等，引起漳州南北乡一带参加红三团的战士的恐惧，并开小差，王奕修的旧部，程溪的叶火（五区常委）、陈九十（团县委常委、团五区委书记），带领五区脱产游击队12人与漳州北乡的高渭南等先后叛变革命。叶火投敌程溪保安团当队长，还利用"外地干部杀本地干部"的口实进行报复，于9月9日在洪振隆策划下，纠集陈九十等叛变分子捕杀了五区游击队政委李侠农、五区党委书记黎中汉、团县委书记谢仲明（即谢芳洲）、区农会常委符亚束、漳州中心县委交通员陈乌册、中心县委妇女部干事秀花等人，并缴去长短枪25 支，子弹数百发，大洋2000余元，以及五区党委的全部文件。随后，这批叛变分子又在一区的塔潭村，勾结富农杀害了中心县委组织干事吴开进和该村自卫队长欧扁等人，五区的组织，除人家、官园、浮山三个村免遭破坏外，其余均被叶火等人破坏。此后他们投向地方反动民团，进攻红三团。这就是"九九"五区事件。
      由于巡视员黄会聪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处理群众关系也采取错误做法。当时敌人对靖和浦边区"清剿"，大肆烧杀抢掠，成立守望队，实行保甲联坐制度，使根据地和边沿游击区一些村庄群众出现"反水"。"反水"就是敌人强迫农民群众看见红三团路过或要进村，就敲锣开枪。黄会聪与中心县委个别领导人没有把 "反水"中的少数反动分子与大多数贫苦农民区别开来，而是对"反水"的村庄采用攻打和烧杀的政策，造成红三团一度脱离群众，被敌人利用。
      这次肃"社党"、"ab团"给闽南革命带来很大损失。红三团及靖和浦苏区内先后有数百名红军指战员、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错杀，在党和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九九"五区事件后，漳州党组织被破坏程度令人痛心，"有14个支部、128个党员与党失去联系"，群众组织也遭很大破坏：有14个乡农会，约500多个会员，与党失去联系。错误整肃还使闽南党组织失去部分优秀干部，使原来就干部紧缺的状况愈加严重。造成的这些严重问题，至1933年11月尚未得到解决。
      （四）党组织的地下活动
      十九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入闽"剿共"。当十九路军开拔进入福建时，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曾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的信》提出要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指示打入十九路军，"向士兵作广大的宣传与鼓动，掀起士兵对国民党的愤慨与拥护苏维埃的热忱"（《福建革命纪事》第109 页，1990年版）。

      但是，由于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后，张贞纠集残部和反共地方民团，复仇式的大举进攻红三团和搜捕共产党员、革命者，漳属红军和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压力，加之党组织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中心县委书记蔡协民等受不公正的处理，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厦门中心市委决定恢复漳州中心县委，在漳州城建立漳州特支，领导城市和城郊工作。
      漳州特支城立后，即在城区开展抗日活动和反提高捐税、反迫害、要求提高劳工待遇的斗争。十九路军入闽之初，为标榜其抗日，因此对抗日活动还是能容忍的。所以，这个时期城区的抗日活动也相当活跃。1932年8月14日，龙溪反日会在中山公园公开烧焚日货，18日，闽南抗日救国总会借建筑总工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召开之机，通知该会完善组织，并组织抗日义勇军，加紧训练，并请驻闽绥靖公署发配枪枝。
      1933年初成立的抗敌后援会活动最频繁，林惠元以龙溪民众教育馆代表的身份参加该会，被推举为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因为共产党员蔡大燮、胡大机先后在教育馆工作过，受其影响，林惠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任主任委员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查禁日货。在宣传民众抗日的同时，把宣传工作做到十九路军的队伍内部，使十九路军的大部分下级官兵不愿打内战，士兵纷纷逃亡。1932年9月5日，驻闽绥靖行署发布布告云：闽南各地自经"匪共"骚扰之后，士兵逃亡。为防止起见，令十九路军转各地驻军于各地水陆交通要口，设立检查站，严密检查来往船只（《江声报》1932.9.6，漳州特讯）
      。
      这时，查禁日货运动如火如荼，触动十九路军亲日派的利益，导致林惠元被杀害。事发原因是这样，1933年5月，抗敌后援会查搜到台籍商人简孟尝商店内的日货，没收其货物，将简游街示众。此事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关系密切，或说黄、简合伙，或说简行贿黄强。为平息事态，由黄强出面企图买通林惠元。林惠元不为所动，黄强派李金波构陷林惠元，遂杀林于西校场。林被杀后，上海文艺界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等20多人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宋庆龄、蔡元培以个人的名义分别致电十九路军领导人，为林伸冤，要求严惩凶手，但十九路军内部矛盾重重，终是无效。
      1933年初，十九路军为了筹到饷项，向各工商业者增派税款，向漳州各戏院增派印花税，由每月的6元大洋增到每月15元大洋，增加1倍以上。各戏院无力缴交。漳州特支发动各戏院罢工，表示应维持原税额，不达目的永不开工。由于连年战乱，地方经济遭受到严重的困难，工人生活难于为继。这一年，全省各汽车公司职工有1700余人，月薪在30元以下，同时公司实行裁员，失业者在500人以上；同年入夏，夏日赤炎，久旱不雨，所种之蕃薯、小麦、水稻等农作物枯萎，人民受饥饿煎熬，不仅粗饭粗衣难以生计，就连水荷、竹根亦将食尽。百业凋零，农村破产，工商歇业。根据这种情况，漳州特支决定掀起汽车工人的罢工运动。6 月26日，召开漳州汽车工会第三支部会员大会，制定并通过漳嵩汽车公司职工向公司要求提高待遇，并呈请行政机关备案。6月28日，有筑马路工人纪孔爽等 7～8人至定威路十九路军军路处，责问和溪工程处主任张伟尤，谓彼于月前曾在和溪一带开筑马路，先后共有月余，应得工程款竟分文未得，生活难持，其他劳工亦推波助澜，拥塞该处门前。张见势不妙，乃暂避厕内。但工人仍不离去。该处电告公安局，派保安队弹压。而工人据理力争，要求该处速发工程费。军路处看事态赖不了帐，只得照发，工人乃撒去。这件事，给汽车工人激起干劲。1933年7月3日，漳州汽车公司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为支持漳嵩汽车分会工人的斗争，决定全体会员捐薪3天。7月11日，漳州汽车工会为争取漳嵩工人待遇发文《告工友书》。工人的这些要求，得不到资方的应允。至9月1日，漳嵩车路全线罢工。这时，泉永机工分会、泉德汽车业机工支部致电声援。漳嵩工人罢工，致使漳州至厦门的交通中断，这对十九路军的"剿共"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十九路军要求漳嵩公司尽快的解决工潮问题。公司经理只好答应工人的条件。最后漳嵩汽车工人的罢工取得胜利。
      漳州汽车工人罢工的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尽管这时候漳州地下党组织力量不是很大，组织还不是很健全，又是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说明只要为人民谋利益，充分发动群众，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就能把斗争推向前进；产业工人做为革命的主力军，其力量是强大的；团结就是力量，在漳嵩工人罢工斗争中，得到其他汽车公司工人的支持，才使罢工斗争坚持到胜利。
      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党组织把斗争的重点转到抗日宣传来，特别是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发动各种爱国力量，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红军进漳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在漳州进步青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特别是红军的抗日宣传，深得人心，在漳州民众中掀起爱国热潮。知识界先后建立公开、半公开的读书会、互济会、青年联合会、美术协会和救国会等群众组织。这时的国民党统治者不仅加紧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同时在白区也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漳州的这些群众组织都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被迫解散。当时的龙溪县民众教育馆是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它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据点，教育馆中有名的"三大"，即蔡大燮、胡大机、黄大年，其中的蔡、胡系中共党员。他们也深深感到要粉碎国民党县政府和驻军的文化压迫，必须另找出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戏剧运动和"国防戏剧"，是共产党在戏剧战线上的反"文化围剿"的产物。1933年5月，胡大机因为开展抗日宣传，查禁日货，在林惠元惨遭杀害以后，受十九路军的威迫，只得躲往上海，在上海，靠写作维持生活，受上海戏剧界夏衍、田汉、郑伯奇等的影响，他回到漳州，想以抗日的戏剧宣传抗日爱国。这时期，另一个抗日戏剧的领导人柯联魁也在上海学习戏剧，他经常到左翼剧团联盟的重要成员南国社和大道剧社观摩演出。后因家贫回漳州当教员，在党的教育下，1933年加入共产党。还有中国文豪、"左联"作家、漳州籍的杨骚也曾两次回乡，还参加办《回风报》，受其影响，在胡大机的牵头下，1934年成立漳州左联干事会，同时漳州进步青年也组织虹桥戏剧文学研究社。受党的委派，蔡大燮、胡大机、柯联魁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领导工作。漳州左联干事会和虹桥戏剧文学研究社拿起文学戏剧这两个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粉碎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在中央红军回师苏区以后，漳州的社会政治经历了激烈的动荡。由于国民党的猖狂反扑，革命力量暂时遭到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漳州人民的心。因此，尽管党的力量较为薄弱，仍然领导漳州人民取得反军事"清剿"和"文化围剿"的胜利。